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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推动高端服务业向河北雄安新区延伸转移


2019年01月18日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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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早的苹果产品只从普通手机店分销

  2. 苹果销量的确在下跌,但对分销商来说无太大影响

  3. 骗保事件让苹果更改在华保修政策

  4. 电商双十一实为业内人的狂欢,三分之二产品重回渠道商

  5. 手机厂商清库存基本都被回收商垄断

  6. 为了生存,经销商们别无它路

  苹果入华18年,它刚刚“成人”。

  乔布斯时代的苹果,中国从未是其看重的市场之一,即便销量在突出的iPhone 4时代,他也从未做出像库克一样的举动——重视并多次出访中国。

  当时的苹果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俯视着拥抱它的子民们。其中不乏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手机厂商。

  雷军说,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但马云又说,风口过了摔死的都是猪。的确,在雷军和马云口中的金句,真真实实地在苹果经销商的身上应验了。

  1月4日,苹果股价下跌近10%,收盘报142.19美元每股,创下了自2013年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受此影响,苹果市值跌破7000亿美元。

  而在5个月之前,苹果股价盘中上涨超过2.7%达到每股207.05美元,成为美股历史上首个市值站上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短短百天,苹果市值从1.12万亿美元滑落至7000亿美元之下,市值蒸发超过4300亿美元。

  苹果CEO库克在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坐实了苹果下滑的趋势。库克甚至用到史无前例来形容当前中国市场对于苹果业绩的冲击。

  对于苹果股价的下跌,外界多种声音不绝于耳,大多数的声音依然是:苹果缺乏创新,价格定位盲目自信,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苹果了。

  如果一名消费者不喜爱苹果产品,那么他可以选择购买其它产品,但有一群人的命运被牢牢地栓在了这颗“苹果树”上,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地摇晃这颗树,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瑶下来的究竟是辛苦钱还是一颗真实的苹果。

  很多人对苹果的认知是从2010年的iPhone 4时代之起。在此之前,更多了解苹果这家公司的人,大多是从事设计职业的。

  赵赵是一名从事平面设计的设计师,她在2005年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对于记忆中第一次接触苹果产品,给她的印象是从未见过一件像艺术品的电脑。

  “2005年,那是我从业的第一年,很少人知道苹果产品,因为那时只有苹果电脑和iPod。”当谈起这段往事时,许志豪依然很兴奋。

  如今35岁的许志豪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业内大家称他为豪哥。相比他的老家河南,北京在当时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向往。

  当「子弹财经」问他,如果当时不是2005年,而是现在,你还会来北京吗?许摇摇头说,“或许不会了。”

  “我很感谢北京,也很感谢苹果,是它们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但说实话,这活太苦太累,还要承受着压力。”许志豪在北京足足打拼了14年,现在他的分销线在全国有10多条。“现在的业务线比较多,除了苹果还有其它国产手机。”

  可以说,许志豪经历了手机行业的变迁与发展。正是在手机行业十多年的拼杀,让他在北京安家立业。

  “让你们做真的未必能行。”

  “我们可以试试。”

  “算了吧,真的别试。”

  许志豪有一股冲劲儿,更有一股冷气。“我觉得你像一个杀手,随时可以让敌人毙命。”「子弹财经」开玩笑地说。

  “或许是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喜欢拖泥带水的干活。”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对于狮子座的他来说的确有着狮子般的勇猛和杀气。

  “最近也听说了媒体都在说苹果不行了,但我觉得没有说的那么惨,现在发往全国的货每天都有基本一车,大概两三百箱左右的机器(苹果手机每箱10台)。”按许的说法,几乎每天都会有大概2000-3000台机器被分销到全国各地。

  许志豪并非只做发售,他同时在做的还有新机回购业务。“回购的价格要比发售出的机器便宜100-200元,现在的利润并非很高,而且溢价也小了。”

  2010年,是苹果在中国的第一个转折点。正是凭借iPhone 4让苹果一炮而红,同时红了的还有许志豪。

  当年,在iPhone刚刚进入中国的2009年,许志豪对苹果也没有那么的上心,他觉得苹果不会轻易撼动手机界老大哥诺基亚的地位。

  虽然以苹果做为主营业务,但他依然在卖其它品牌的手机,而对于iPhone 3GS他只是象征性地进了一些货。

  “因为当时iPhone 3代在国内没法用WiFi,很多人都问我能不能搞到国外版本的iPhone 3代,当时我很惊讶觉得为什么苹果这么贵还有人会买,并且那时候国内的流量并不便宜。”许志豪很不解地说。

  在苹果零售店盛行之前

  多数的苹果设备都是依靠这些店销往全国

  在当时,一台iPhone 3GS 16G国行的价格为4999元,在如今看来iPhone 3GS的价格却是如此之“平民化”,毕竟现在一台中端配置的iPhone XR64G价格还需6499元。

  在拥有苹果笔记本4年后,赵赵在一位国外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台iPhone3GS,而她购买的理由却是,“当时没有一款手机拥有这样大的屏幕,并且不需要键盘,很简约。”

  的确,苹果改写了手机需要键盘操控的历史,让智能手机真正摆脱束缚,只需触摸屏幕即可完成任何任务。

  通过许志豪购买iPhone的客户越来越多,索性为了更好地介绍苹果手机,他没有使用苹果的演示机,而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台iPhone 3GS,这一买让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确是很好用,很多手机都需要手写笔,iPhone不需要,并且触控很灵敏。”

  2010年,iPhone 4正式发售,这时的苹果已在北京三里屯和西单分别开设了两家线下零售店。

  “排队超过400人,太疯狂了。那可是冬天啊!”北京的一位果粉向「子弹财经」讲述了那个颇为震惊的场面。“据说当时三里屯店的机器只有300多台,后边的已经没有机器了。”

  “iPhone 4给我们的机器也很少,只有五箱,五十台机器,这已经很多了。”许志豪双手岔开比划着说道。

  许称,当时分给国美和苏宁的机器更少,一个店大概只有两箱机器,但预约的人数有几百人。“怎么可能供的过来。”

  对于缺货的原因,当时外界更多人知道的只是苹果在故意玩饥饿营销,以提高溢价空间。

  “其实并不是那样,是因为富士康产能跟不上,那是苹果第一次尝试新工艺Retina屏,良品率不达标,并且当时只有深圳富士康一个工厂,需大于供。”陈东向「子弹财经」讲述当时的状况。

  陈东现在也在做着手机生意,只是对于他以前的历史仍然历历在目,陈原先在苹果的国代公司神州数码负责苹果手机分销,从iPhone3GS时代开始,神州数码一直与苹果紧密贴合。

  陈东向「子弹财经」透露了当时的情况,“分销商的确很多,但那时候都没货,很多下游经销渠道都在加价卖。”

  苹果的分销级别分为国代和省市代,国代一般代表国家级分销商,例如神州数码、佳杰、长虹佳华、方正世纪等;省市代一般为省或直辖市级分销代理,例如国美苏宁这些家电卖场;而更低端的则为区域代理,即普通渠道商。

  “就连当时的国美苏宁也是找这些国代来拿货,因为他们没有苹果直接的分销权,不能向苹果直接拿货,得先经过国代,定价权在国代。”陈说iPhone 4发售时,溢价超出了他的想象。“国代本身就是带溢价出货的,国美苏宁他们在拿货不可能不赚钱,他们更要加溢价。”

  当时,一台iPhone 4 16G的价格为4999元,而它的溢价大约在1500-2000元之间,就连一台已经使用了半个月的二手机器也能卖到4999元的原价。

  李军是一位混迹于中关村(000931,股吧)的渠道商,他和许志豪一样来自河南。从2010年开始转战苹果,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功能机。“4代发布会结束后,很多同行都说今年要炒苹果,我听了后赶紧定了几箱货,并且雇佣了一些黄牛去下线店排队购买。”

  2010年,中国还未被苹果列入首发国家,如果购买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官网直接购买,另一种则是现场排队购买,并非今天的预约式购买。

  “因为苹果和国代签约了,分销数量也都有约定,即便不是省市级代理去炒货他们自己也会炒,但谁知道苹果的供货不足,导致了尴尬的局面。”陈东一本正经地说,仿佛他仍在国代做着本职工作。

  按照陈东讲述的意思,当时iPhone 4之火并非人们熟知苹果这个品牌,而是因为分销数量的约定,让国代不得以而为之,加之物以稀为贵,货少自然就会导致价格出现溢价。“在当时购买的人群中,三分之二都是黄牛,他们的上家分别来自中关村和木樨园。”

  当风口吹起来时,任何人都能在风口一跃而起。

  许志豪激动地在诉说着当时的状况。“购买的人简直太多了,电话从上午打到晚上,可货就那些并且都是溢价出售,那也有很多人买。”

  许当时进的五箱机箱机器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而当时的溢价一台超过7000元,这一天他的纯利润进账10万元。

  即便在2011年的春天,iPhone 4的溢价依然存在,只是一台比最初少了1000元。

  “火了,真的火了,买机器到贴膜买壳一条龙服务。”李军兴奋地向「子弹财经」说道。

  2011年初,在钢化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一张塑料贴膜和手机壳售价为50元,而进价分别为0.8元和0.5元,但不要小看这些配件,他们一天为这些商家带来的纯利在5000元左右。

  “女性买这些占比一半以上,比男性更多。”这是带给李军最直观的现象。

  同时,iPhone 4带来收益的好处并非只有做正规国行的商家,更多水货商也因此发家。

  “我记得2011年中,那时托人从香港进了一批机器,有港版也有美版,但美版基本都有锁(网络锁),但是真便宜,比国行便宜2000左右,一台利润也基本有600-800元。”徐辉这条好汉,并不想提起他当年的勇。同样,他也在北京打拼了几十年。

  之后的几个月,水货机开始在国内盛行,而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它比国行更便宜,并且同样可以用国内运营商的网络。

  李军在后来也听说了这件事,但由于自己从事的是正规苹果的代理,不能知规违规。他只好让他家里的亲戚来从事这个生意。

  “解锁很受欢迎,解一台50元,因为有锁机过来不能直接插卡用,得越狱后进行解锁才能用。”那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解锁是什么,也并不熟悉它究竟是怎样被解开的,更多人的心理是终于能拥有一部苹果手机了。

  许志豪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群效应”,相对于羊群效应,它传播地更为广泛,甚至连二三线城市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购买它。“其实你说是国人爱慕虚荣吗?我觉得有一些,但不完全是,还是因为别人没有但你有。”

  或许,许志豪的意思是,苹果拥有足够的创新力,推翻了一成不变的手机市场。

  毕竟在当时,除了诺基亚、三星和摩托罗拉,在国产手机中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的确,在2010年和2011年,苹果大肆进军中国市场,全国“大扫荡”就此展开。

  就在苹果在中国市场一战成名后的第二年,oppo并没有开始模仿苹果,而是推出了类似诺基亚N97的机型X903。

  一年后的2012年,雷军创办了小米公司,举起了中国互联网手机的大旗。而后,华为独立荣耀品牌,也开启了互联网手机销售新模式。

  但,在这些从事代理或渠道商们的眼中看来,小米并非是第一个通过网络发售手机的厂商,第一个在中国利用互联网卖手机的人是苹果。后来,小米从线上转战线下,多种操作路径都与苹果相仿。

  iPhone 4的出现,让许多国人认识了苹果。

  苹果在其手机发展史中共有四次关键的转折点:第一次是iPhone 4时代,第二次是iPhone 6时代,第三次是iPhone 7时代,第四次是iPhone X时代。

  从火爆到低温苹果走过了十年,正是这十年,让这些从事苹果生意的人从风口上起来,又跌落到风口之下。

  他们也很痛苦。

  2012年,苹果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联手富士康在河南郑州设立生产基地,投产后,苹果手机供应不足的现象得到一定缓解。

  同样在这一年,苹果爆发了史上第二次质量门事件,手机后壳脱色掉漆。而第一次事件则是众人熟知的iPhone 4信号门事件。

  “也有客户找过来的,但我们毕竟只是经销商能做的也有限,只是说有问题找苹果售后解决。”许志豪说起iPhone 5代掉漆事件满肚子怨气。但最终苹果方面也未就该问题给出最终解释,客服统一口径地说,外观问题不予保修。

  2014年9月,iPhone 6系列发布,同样它未在中国首发。但却成为了苹果在中国销量历史上的最高峰,达到1.7亿部。“只有6系列能与4代相比,其它几代都不行,包括今天的iPhone X。”许志豪说道。

  在那一年,许志豪出货的iPhone总量达到约百万部,其中iPhone6系列占下半壁江山。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发售当天忙得不可开交。“从七点多开始电话不断,五个兄弟齐上阵一起打包发货。”

  闪送流行于2014年,其实多半是苹果发售为他们带来的客流。

  据常驻中关村的刘师傅讲,从2014年入行起,他几乎每年的秋冬都会来到中关村,似乎这已成为他亘古不变的约定。

  “同行们都会在群里提知会苹果什么时候开卖手机,早上六点起来直奔中关村,距离近的话往返中关村基本要小十趟,远的话就四五趟。”同样,与刘师傅相比,赵师傅在2015年入行,不过他最长居的地方是木樨园。

  iPhone 4时代起,中关村及木樨园汇聚了大量商家

  正是在苹果手机发售的这一天,闪送的师傅们便会像一只只蜜蜂从丰巣中飞向不同的地方,最后又回到丰巣。爆单是在这一天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

  李军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就拿去年iPhone XS系列发售来说,真的叫不到单,闪送、达达、美团齐上阵,叫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人接单。”

  但紧接着,李军叹气道,“苹果现在越来越不好干了,去年的XS Max至今总共才卖出去一百多台,这在往年是无法想象的。”

  据李军和许志豪大致统计,在渠道端iPhone XS Max的销量位居新品第一,其次是中端机型iPhone XR,最差的则是iPhone XS。

  许志豪说,“因为XS和X没什么太大区别,不像Max和XR都有双卡。”

  许志豪向我们透露了大致数据,他去年所销出的iPhone不到百万部,相比iPhone 6时代的百万部天差地别。

  而李军并未向我们透露数据,只是说去年靠卖苹果手机的销量比前年少了大半。

  去年底,中关村开始淘汰落后产业,鼎好电子城(600658,股吧)是最后一个搬迁的。从2011年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开店的李军很是不舍,现在他搬到了距离之前50米的e世界,这里是许多原先鼎好电子城商户的聚集地。

  李军没有退路,摆在他面前的是家中的老人和7岁的儿子,压在他肩膀上的唯有努力与责任,他只好咬牙坚守着这个职业。“即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回退,我还有这帮兄弟陪着。苹果的形式也就这样了,卖卖国产机收支还能达到平衡及盈利。”

  开年过后,李军忙碌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客户从购买苹果转为了购买国产手机,华为、小米、OV、一加成为了他销售的新主力军。

  徐辉是一家手机店的老板,他在2013年开始经营手机生意,至今已有六年。与许志豪和李军不同,他的主营业务是维修和以旧换新。

  2013年,中国315晚会痛批苹果在中国大陆地区执行与国外不同的售后双政策,此举引发众多消费者的抵制。

  苹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中国更改了售后政策,由原先的不换后壳改为整机更换与重新质保。

  而这,为一些骗保组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年,徐辉在业内听说,可以利用苹果售后漏洞,将一台在保的苹果二手机通过官方渠道更换为一台全新售后机。从此,徐辉的“发家政策”显得轻而易举。

  那时,一台iPhone 5S的回收价约为2700元左右,去售后换机的成本约为150-200元,由此一来,换出一台新机的成本仅需约2900元,直接售卖便可卖到约3500元左右。

  而当时,市面上的全新iPhone 5S价格是4999元,即便从渠道拿货,价格也在4000元以上。

  因此,这一举动在业内人尽皆知,甚至发展成了骗保组织,专职从事换新,一些中关村商家也开始利用换新机充当全新机对外售卖,谋取利益。

  而这些骗保组织,经常蹲守在一些苹果零售店门口,他们手中提了一箱要保修的iPhone,然后轮番上场去天才吧要求维修售后维修。

  “去零售店换新的一般是黄牛,肯定不是经销商或者维修商,他们基本都去授权店直接换。”徐辉口中的授权店便是苹果指定的授权维修商,在这里维修的服务与流程和苹果官方一致。

  “因为都是同行比较熟,一般会直接开单换机。”在换机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曾经,授权店成为了另一部分人的天堂,而换机“重灾区”非百邦莫属。

  当时,百邦一些员工与中关村或深圳华强(000062,股吧)北店家串通,形成了上下两级换机网络,换机成功便可获得“换机辛苦费”。

  据一位曾在百邦工作的员工透露,换一台机的费用大概是200元,如果一天换了10台,那么就是2000元的利润。“在利益面前谁会想那么多啊。”

  从2013年起,苹果中国的售后政策与美国同等,只要iPhone没有故意破坏迹象,官方售后便会直接换新,但这个政策活生生的被中国骗保组织玩坏,苹果不得不调整在国内售后策略,由只换不修改为了只修不换。

  对于换机,一身正气的许志豪向「子弹财经」吐槽,“中国一些商家的做法玩坏了游戏规则,最后影响了多数消费者的权益,本来换机是挺好的一件事,现在可好,光返厂修机就要20天。”

  目前苹果在中国建立了新的售后机制,经过这些调整后,据苹果公布的数据显示,iPhone在中国售后欺诈行为占比在30%-50%之间。

  “现在管控越来越严,没法做了,很多机器都是修,这样就得压钱,但也可以有部分利润。”徐辉对「子弹财经」讲。

  徐现在依然在做着这些生意,只是利润已经大不如前。“现在店里都没几个人了,放在两三年前都不是这样。”

  往常年底,都会有大批企业找到许志豪来采购年会所需的手机、平板和Mac电脑,但今年他发现来采购的企业越来越少了。“苹果最风光的时候已经不再了,去年连企业采购的人数都少了一半以上,冬天不好过了。”许志豪无奈地说道。

  身处中关村的李军也有同样的感受。“一般是11月、12月两个高峰期,因为企业大多是在这时候办年会,采购的也会多一些,今年就光中关村地区已经没几家来采购了。”

  在中关村,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搬离,原因是房价租金即将上涨,同样是中关村,ofo没能逃离厄运,甚至一度靠卖固定资产度日。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3%至14.2亿部,首次出现年度下滑,手机行业整体趋冷。

  这些机器均是电商渠道的直供货

  但在双十一,京东、天猫、拼多多手机销量在迎辉煌,各大手机厂商竞相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晒战绩,丝毫看不出手机行业整体趋冷的态势。

  “实际没有那么多销量,你要知道双十一大批的货从国代放出去,最后经过电商又回流到了我们省市代。你说数据是真还是假?”许志豪抛出了一个问题。

  不单单是许志豪,李军和徐辉在这天也异常繁忙。但不同许志豪和李军,徐辉在这一天忙着在天猫的各大电器商城和拼多多薅羊毛。

  “京东现在没多少优惠,双十一价格比渠道拿货都高,没法搞,天猫和拼多多还可以,不过利润最大的还是拼多多。”在徐辉的战绩里,他从拼多多一次购买了十多台iPhone XS系列和iPhone XR,加上另外两个店里的员工也购买了几十台机器,预计利润在6000多元。“货到了直接交给渠道商回收,一台几乎200元没问题。”

  讲起此事,李军却不以为然,他已经习惯了一切。“这有什么,每年还不都是这样?真正购买的消费者没有多少,尤其一台全新机买的时候七八千,我用二手机都不会每年都换。业内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流量。”

  “除了厂商,每个人都是得利者。羊毛党从电商买回来直接发给我们,标签都还在,过了双十一能看见市场中几乎每家都在卖贴有京东标签的机器。”许志豪面无表情地说着这些,紧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这几年手机的确不好做了,买的人减少了许多,更多的是放给下游渠道的货。”

  去年,许志豪的同行朋友问及他是否要接手一批国美手机,被他一口回绝了,他的确听说过国美手机,只是这个手机并没有在市场中卖出几台。

  “国美手机没没多少渠道在卖,最后的库存干脆直接扔给其它商家了,有很多都在接手,比如爱回收、顺丰这些商家。”

  除此之外,中国移动自家的手机也在清理库存当中,模式与国美手机的操作路径相似。

  “你要说苹果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它的确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包括从体验到设计,现在国产手机做的也很好,我也在卖,甚至有的销量超过了苹果。”

  当谈及苹果在中国没落时,许志豪也透露出一丝悲伤,毕竟他是靠苹果发家的,从情感来讲,他也爱着苹果。

  “苹果是之前唯一有溢价的产品,也是目前为止最保值的产品。虽然说作为国人应该支持国产手机,但苹果的一些方面我们的确学不会。”

  红时不捧,落时不黑是许志豪做生意的原则,无论别人怎样,自己仍然坚持着那份正义感,这在当今的生意场上并不多见。

  “即便生意做不下去了也不能怪人家,因为你选择了这行就要有敬畏心,也要坚持做下去。就像金立也坑了我不少钱,但最后能怎么样呢,生意不是还得做。”许志豪一本正经地对「子弹财经」说。

  李军还在中关村e世界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天地。对于苹果,他觉得创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现在人们对于手机的换机需求并非刚需了。

  “国产机现在卖的挺好,但销量方面也放缓了,华为和荣耀的旗舰机买的人的确比苹果多了,但并不像外界说的那么多。”

  许志豪说,华为mate 20 Pro系列之所以出现溢价,是与其绿屏门事件有关。“LG供应的屏幕质量出现问题,导致华为产能直接延后。跟iPhone 4一样,本身就没有多少货,买的人又多,溢价肯定随之而来。”

  当然,Mate 20 Pro又催生了一些换机组织。“之前很多人不知道可以换机,有收来的二手机直接去售后换新。”徐辉说道。

  对于徐辉来说,生活摇摆不定,究竟是坚守还是撤退他想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在拼命坚持着。“靠苹果挣钱越来越难了,无论是售机还是维修,X系列的工艺越来越精湛,维修技艺不在是单纯的普通人都能修了,而需要的是一定的技术积累。”

  如今,苹果在Mac电脑中升级了加密芯片T2,除了直营店或授权商以外的第三方将无法维修其电脑主板。

  未来,苹果是否将加密芯片伸向手机或平板电脑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真是这样,那苹果主板维修几乎没法干了,只剩下换屏之类的。”徐辉无奈地说。这对于从事手机维修的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最挣钱的业务基本都来自于主板级维修。

  “对我们的影响基本不是太大,毕竟我们没有维修,而且也不像手机店一样频次不固定,到点我还是要发货。”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

  的确,苹果的升级对于一些经销商来说并无大碍,甚至不伤元气。不过,许志豪最后说道,“明天不知道又会是谁倒下,但我依然会在。”

  苹果入华18年,iPhone入华10年。像许志豪、李军、徐辉这样的人,在北京或者深圳,诸多人与他们的经历相仿。

  从「子弹财经」历经一天的访谈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时代、对于行业的感触与梦想。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些经销商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比重较大,其次是河北和浙江。

  对于常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个经销商,只是一个卖手机的普通人,但在他们的世界里,这就是一切,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正是这些人经历了中国乃至国际手机品牌的变革与发展,时代在变,但不变的是大家的情愫与坚守、坚持与艰辛,就像农村人扎根于城市,他们有时的确是一颗钉子,但他们别无选择。

  当谈及出路之时,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悲伤情绪。

  他们大多数人现在的策略基本一致,在销售苹果手机的同时,也在销售苹果其它产品或其它手机品牌产品。多元化成为了他们的“领路人”,而未来,就像许志豪说的,无论谁倒下了,我都依然在。

  这些经销商们大多把青春奉献给了苹果,但苹果回报给他们的却是沧桑。

  这或许是一个永远都讲不完的话题。

  注:许志豪、李军、徐辉、陈东、赵赵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i黑马。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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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月9日电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日,欧盟就解决海上漂泊的49名难民问题举行成员国特别议会,形成初步分摊解决难民计划。德、法等10个成员国表示愿意共同分摊安置这些难民,前提是难民必须从马耳他登陆。

资料图:马耳他海域。资料图:马耳他海域。

  8日,两艘分别悬挂着德国和荷兰国旗的非政府组织救援船,已经在马耳他海域漂泊17天,被马耳他、意大利明确拒绝登陆后,向欧盟发出呼吁,请求能够在一个安全港口登陆。

  据报道,他们之中一些难民从7日就开始绝食。随后救援船只工作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难民们的心理和健康可能出现严重恶化。工作人员正在记录这起难民绝食事件,而事件就发生在距离欧洲海岸几英里的海域。

  欧盟成员国多数国家对此表示沉默,然而在德国主导倡议下,欧盟8日推出了一个成员国共同分摊解决方案,并向一直关闭港口的意大利施压。

  在来自欧盟和德国方面的压力下,意大利总理孔特和副总理迪马约表示,可以考虑接收和安置49名难民中的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家人。

  然而,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似乎对欧盟和德国不太买账,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并认为接收救援船上的难民,等于向国际人口贩运集团发出了认输的信号。

  萨尔维尼强调,必须告诉国际人口贩运犯罪集团,该收手了。要让他们明白,向意大利“贩卖人口”已经成为历史。

  萨尔维尼向记者表示,两艘的救援船不遵守规则。一艘是德国船只,一艘是荷兰船只,德国和荷兰应该对他们负责,无须意大利凑热闹。意大利独立接收难民时,其他国家也没插手。

  另一方面,马耳他政府则向欧盟要求,除解决49名难民分配安置问题外,几天前该国接收的249名难民也应纳入分配安置计划。欧盟特别会议未能就此达成共识和拟定解决方案。(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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