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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明治维新150年︱发现“姿三四郎”：明治英雄与中国革命

　　“姿三四郎”这个名字，对于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作为1981年中国引进的第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在中国播放后曾轰动一时，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剧现象；男主角“姿三四郎”与《追捕》、《望乡》、《血疑》等日本影视作品中的高仓健、山口百惠等演员一起，给“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生活相对闭塞和沉闷的中国人，带来了崭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也给那个时代的人植入了一种全新的日本印象。

　　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截图。来源网络。电视剧《姿三四郎》在中国播放后所引发的那种收视热潮，应该是那个时代才有的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不失为研究的一个好题材。而且，剧中的一些在今天看似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影视语言和文化符号的运用，其实有不少已经成了一种经典，从影视艺术学的角度看，这些同样也应该成为一个有趣的研究议题。然而，“姿三四郎”是二战时期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的历史中发现的“英雄偶像”，反映了当时日本的时局背景以及明治维新时代对当时的日本所拥有的特殊意义。那么这种“英雄偶像”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呢？构成影视造型原身的、历史中的“姿三四郎”又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这些是需要我们弄清的问题。另外，据考察，史实中的“姿三四郎”与中国其实有过一段颇不寻常的关系。那么，其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在倾倒于电视剧中“姿三四郎”的人物魅力时，人物背后的一些“故事”也应该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姿三四郎”成为英雄偶像的历史背景以及史实中的“姿三四郎”作为考察对象，试图还原“姿三四郎”的历史原貌。

　　英雄偶像“姿三四郎”的诞生

　　在日本，人们对“姿三四郎”最初印象就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柔道英雄”。这样的印象最初来源于原创小说《姿三四郎》（1942年～1944年）。小说作者是富田常雄（1904～1967）。作品以柔道草创期的明治时代为背景，描写了从日本东北地区的会津乡下来到东京求学的青年姿三四郎在拜师学习柔道和比武、交友等日常生活中逐渐成长的故事。“修身”与“尚武”，“文武两道”，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要命题，因此具有浓厚的教育意义。

　　然而，“姿三四郎”的形象，其实并非完全虚构，而是脱胎于作者身边的一位真实人物——柔道家西乡四郎（1866～1922）。西乡是小说作者的父亲富田常次郎的师弟，他们都师从被誉为日本“柔道之父”的嘉纳治五郎（1860～1938）。西乡在嘉纳开设的“讲道馆”学艺，并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讲道馆四天王”之一，武艺超群。由于小说中很多人物和故事情节直接取材自“讲道馆”，所以，小说也被认为是演义了作者父辈们的一段柔道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带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从“落后”走向“文明”的创业史的意味。

　　电影《姿三四郎》海报。来源网络。小说中的励志青年“姿三四郎”，后来被导演黑泽明拍成同名电影（1943年）；在黑泽明的摄影机镜头下，“姿三四郎”的人物形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借助电影特有的直接视觉效果和导演高超的表现手法，姿三四郎的超凡绝技和英雄风姿被渲染放大，其突出表现是警视厅武术大会比武，以及右京原之战两个高潮场面。在警视厅的比武会场上，姿三四郎作为创立不久的“柔道派”的代表，稳稳地站在榻榻米上，与传统的“柔术派”代表进行对阵。他用一招被称之为“山岚”的特技，双手抓起资历深厚的对手，高高地抛起，又远远地掷出，摔得对手动弹不得，惨不忍睹地被人抬下比武场。特写、慢镜头和静止画面被交替运用，制造出了故事节奏的紧张感，使得画面张力十足，姿三四郎力压对手的气势几乎要冲破银幕。通过此次比武，姿三四郎得以崭露头角，同时为柔道的正名扬威立下了汗马功劳。影片最后，姿三四郎接受柔术派高手桧垣源之助的挑战，在右京原的荒野之地，与其一决高下。导演黑泽明在这个场面中使用了一组特殊的镜头：姿三四郎不断放大的脸部特写与天空白云镜头来回切换，以及席卷荒野的狂风。刻意淡化了具体的武打招式，表现了姿三四郎的威武气势和完胜对手的高超武艺。这种 “无招胜有招”的表现手法，不仅在黑泽明以后拍摄的影片的武打场面中经常被运用，而且成为一种经典范例，直接影响到之后的包括港台、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的武打影片。

　　电影《姿三四郎》“警视厅比武”画面截图。来源网络。《姿三四郎》上映后，很快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场面。影片后来获得“国民电影奖励赏”“山中贞雄赏”，并入围《电影评论》选出的当年最佳电影第2名。电影《姿三四郎》的影响，不言而喻。

　　当然，从历史角度看，以娱乐大片式的内容吸引观众的电影《姿三四郎》，在当时是受到了日本政府支持的“国策影片”，可以说是日本政府的政治宣传品。我们知道，1943年《姿三四郎》上映，正值二战后期，日本的电影制作由于受到军国主义的政治钳制和胶片不足的影响，加上受到严格的舆论管控，除了用于宣传的新闻电影和战争题材影片外，娱乐片根本不被允许拍摄。《姿三四郎》之所以能够获得破例，是因为其内容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除《姿三四郎》外，电影《宫本武藏》也获得了破例。《宫本武藏》是一部“时代剧”，塑造了江户时代剑术非凡的武士宫本武藏的英雄形象，同样属于武打类电影，这种尚武题材的影片，无疑受到时局的欢迎。

　　二战时期日本之所以“发现”了明治时代的尚武英雄“姿三四郎”，当然有其背景。我们知道，明治日本打赢了实力极不对称的两场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人因此而信心大增，他们坚信：小可制大，弱能胜强。这两场战争为二战时期日本的对外扩张行为提供了历史素材，其中，明治时代的尚武英雄“姿三四郎”，恰好为他们试图复制这种“成功之举”提供了范例。因为“姿三四郎“的形象折射出了相似的影子：来自乡下的“姿三四郎”，没有正规的学历，身材又矮小，在武道的世界里完全处于弱势一方，然而最终却能够克敌致胜。这种所谓非“好莱坞式”的天生强大，而是“东方式”的用通过学习所掌握的武艺绝技，来以弱制强，以柔克刚，以小胜大的武艺“英雄”形象，迎合了当时日本时局的需要，恰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也就是说，影视剧中“姿三四郎”的人物形象与现实中的日本的情形，巧妙地构成了对应。这是尚武英雄“姿三四郎”被发现的背景，同时也是电影《姿三四郎》的制作获得破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而选择以“以柔制刚”、“以守为攻”为特性的“柔道”作为电影题材，与此也应该不无关系。

　　继《姿三四郎》之后，1945年黑泽明接着改编、导演了《续·姿三四郎》，也深得好评。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尚武英雄“姿三四郎”的教育意义受挫，假托在“姿三四郎”身上的梦想破灭。战后，随着日本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柔道作为一项正式的体育运动，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在国内更是倍受青睐，这时，尚武英雄“姿三四郎”再次受捧，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著名柔道选手被媒体冠以“某某姿三四郎”的现象。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还掀起了一股“寻找”和“还原”真实“姿三四郎”原貌的热潮。一时间，“姿三四郎”在现实与虚拟的两个世界之间往返穿梭，成为电视台娱乐节目的话题人物。今天，在“姿三四郎”创作原型人物西乡四郎的故乡以及西乡四郎当年涉足过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在那一段热潮中建立起来的、纪念这位“英雄偶像”的各类纪念馆或纪念碑、雕像。因此，不仅仅是影视题材中的“姿三四郎”，史实中的创作原型人物——西乡四郎，也渐渐地被神话化，甚至成为柔道爱好者顶礼膜拜的对象。

　　建在西乡四郎故乡会津若松的纪念像。来源网络。从1942年小说出版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80年的时间里，诞生了9部电影，6部电视剧（包括连续剧），2部动画片，7部漫画和一些广告片。计算起来，几乎每3年就有1部关于“姿三四郎”的艺术作品问世。其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作品的多产时期，而在中国播放的那部电视剧，就是其中之一。“姿三四郎”的英雄形象，就是在这些影视和小说作品的不断制作之中被复制和渲染出来的。

　　西乡四郎：历史中的“姿三四郎”与辛亥革命

　　那么，史实中的“姿三四郎”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

　　小说和影视剧《姿三四郎》中的“姿三四郎”这个人物，其实取材于人物原型西乡四郎前半生“习武”的事迹，后半生的情况如何，小说和影视中未作交待，人们知道的也似乎很少。不过，从一些零碎的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其生平之大概，而其中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西乡四郎曾经来过战乱动荡中的中国，见证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辛亥革命，与中国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而且西乡四郎还为当时的中国革命留下了激情澎湃的文字，弥足珍贵。

　　年轻时的西乡四郎。图片来源：《史传 西乡四郎——姿三四郎の实像》（牧野登著，1983年）。据目前的考察所知，西乡四郎出生于日本东北山区会津的一个武士家庭。2岁时，“戊辰战争”（1868～1869）爆发，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在与政府军的抵抗战争中，会津藩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7岁时，他怀着当陆军的理想离开了家乡，来到东京。但因没有正规的学历和学识，进不了军校，于是转而投入当时刚刚创设的“讲道馆”，拜柔道创立者嘉纳治五郎为师，学习柔道。

　　讲道馆的生活大体上与小说和电影所描述情况相符。在严格规范下修行的西乡四郎，很快展现出他所具有的柔道天赋。21岁那年，如同小说和影视中所描写的那样，他被嘉纳委以讲道馆柔道代表的身份出席警视厅举办的武术大会，在会上，西乡用所谓“山岚”的招式，完胜柔术派对手照岛太郎，从而使柔道得以代替柔术，被正式列为警视厅的训练项目，为柔道的后继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西乡本人也因此而名动一时，甚至被街头小孩传唱为“不能碰不能摸的四郎”。

　　然而，明治23年（1890），25岁的西乡四郎突然给外游中的恩师嘉纳留下了一纸《支那渡航意见书》的长文，离开了讲道馆。之后的大约10年间，西乡四郎一直行踪模糊。一些历史研究家根据仅有的资料和蛛丝马迹，推断西乡成为了“大陆浪人”的一员，曾先后辗转去过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台湾；也有史料显示，西乡于明治37年（1904）被陆军军部选派执行“特别任务”，服役于日本陆军。但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不过，明治33年（1900），西乡四郎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时的他，罹患风湿等病症，已不见当年的壮士风姿。两年后，他在同乡兼好友铃木天眼创办的长崎《东洋日出新闻》担任责任编辑等职。此后，西乡一直生活在长崎。长崎时代的西乡的生活看似充实而平静：报社工作之余，开办柔道教室，担任弓道的讲师，同时还发起创办了琼浦游泳协会。据悉，西乡四郎结婚并领养了子女，也是在这段时间。

　　然而，据记载，1911年10月29日上午10时，46岁的西乡四郎登上了汉口码头。此时，距离革命军在武昌打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刚过去19天。西乡作为长崎《东洋日出新闻》的特派记者从长崎坐船经上海到达武汉。他是较早到达现地的日本记者之一，投宿松屋旅馆后，在《大阪每日新闻》驻武汉记者小山田剑南的陪同带领下，进入革命军和清政府军对阵的前线观战。

　　午饭后由同氏（小山田剑南）带路出门观战。停车场附近的支那市街由于廿七八日的激战，皆罹患战火，非常惨烈。走过此处，来到铁路（战线区域），则尸骸累累，其悲怆惨淡的光景，非小生拙笔所能尽述。此处的尸体皆是革命军的。再往前行，来到北军（清政府军）的阵地，停车场右侧丘陵（剑南氏草庵前）树荫下排列着野炮6门，正在向大别山和支那新市街的南军（革命军）发射榴散弹雨，看到3名别着红十字徽章的德国人在繁忙地指挥。炮烟蒙蒙，炮声隆隆，犹如百雷齐落。步兵、骑兵以停车场的建筑作为中心，左右来回奔跑，其壮快气势，实在无可名状。

　　这是作为记者身份的西乡四郎由武汉发回日本的以《武汉观战通信》为题，刊载于《东洋日出新闻》1911年11月7日的一段报道文字。西乡在武汉一共停留了约50天，期间他发自战地的《武汉观战通信》在《东洋日出新闻》被连载，共计16次，约2万字。

　　不过，据他养女后来的回忆，西乡远赴中国，报道辛亥革命，最初似乎并非报社的派遣，而是他个人的意愿。西乡在自己离开长崎到达上海后发出的第一篇《武汉观战通信》中吐露了他当时的心情。

　　秋高马肥，正是壮士思念远征的好时节。偶闻清国中部壮士奋而横剑举起革命旗 子的快报。值此好时节，接此快报，即便是生来养成的惰性，身体被病魔缠绕，但都不能禁止我思念远征的勃勃雄心，于是就此事与（报）社内同事商议，皆无异议，唯忧虑余之健康是否承受得住而已。

　　休道病羸非堪事，心身素足不相同。

　　征装万里秋方好，逐鹿中原树树红。

　　留下此句，便匆匆整理行装，对家人和他人假称去近县旅行。19日搭乘“春日丸号”，午后4时扬帆离开长崎港（《东洋日出新闻》1911年10月30日《武汉观战通信》）。

　　刊载于《东洋日出新闻》的《武汉观战通信》截图。不难知道，西乡此次的中国之行，对中国革命满怀憧憬。“整装万里秋方好，逐鹿中原树树红”，西乡对中国革命的激情，跃然纸上。其实，通读西乡发表的16篇通信，西乡对中国革命军一直以来深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在一次通信中甚至这样写到：“其意气昂然乃具冲天之气概，如此应该可以达成兴汉灭满的目的。想到此，不由自主地摆正姿势，以示敬意”（《东洋日出新闻》1911年11月20日《武汉观战通信》）。

　　不过，西乡在武汉期间似乎没有见到革命军领袖黄兴本人。但他关于革命军的一些动向的记载，非常的具体。比如：

　　廿二日开始，战况忽变。南军由黄兴亲自率一千二三百士兵，首先从北军突击汉阳的背面，从孝感方面迂回，于汉水上游金断口（距汉口约八九十清里）迎战北军。经廿三日激战，至廿四日，终于击退北军。另一方面，汉口和汉阳的枪炮战自廿三日至廿五日夜半一直非常激烈，在汉口的大智门停车场附近的高尔夫俱乐部、刘氏花园、花园前面的柳树间、支那市街马王庙、玉带门停车场以及东亚制粉会社后方等布有北军炮列阵地，与南军的大别山、赫山、梅子山、米良山以及仙女山等的炮列阵地，互不服输地轮替投放炮弹（《东洋日出新闻》1911年12月4日《武汉观战通信》）。

　　西乡在以《武汉观战通信》为题的一系列报道中，除了激烈的战况和当时中国的风云万变的政治形势以外，还记录了战时普通百姓面对抢劫、杀戮和缺粮高价的悲惨、恐怖和窘迫的日常生活状况；收治革命军的日本人开的同仁医院的情况；英国和日本的红十字医疗救护队以及饶舌的外国记者团的活动等。

　　革命军战败后，西乡离开武汉。他在最后一篇报道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武汉的天地急速地寂寥下来，飒飒长风徒劳地刮着枯杨，令抱病之躯的我，瑟缩委顿。寒鸦鸣叫于枯木枝上，似在替穷民向天哀诉”（《东洋日出新闻》1911年12月19日《武汉观战通信》）。

　　离开武汉3个月后，1912年3月22日下午，西乡四郎以长崎《东洋日出新闻》发行人的身份，与该报社社长铃木天眼夫妇、编辑长福岛熊次郎等人在报社门前，迎接了时任中华民国全国铁路督办的孙中山一行。

　　1913年3月22日孙中山一行访问《东洋日出新闻》报社的合影。前排右起第4人为西乡四郎（留胡须者），中央戴礼帽者为孙中山。左起第三人为宫崎滔天。图片来源网络。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此次访日的目的是为了感谢日本政府和民间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同时也是为了寻求新的帮助，而长崎是此行的最后一站。纪念合影照片中的西乡四郎站在离孙中山很近的位置。从合影照中，我们同时还可以看到他的好友宫崎滔天等与中国近代革命有着密切关系的“大陆浪人”。

　　然而，西乡四郎与辛亥革命的这段“缘”，似乎鲜为人知；他长达2万字的对武昌起义的实况报道《武汉观战通信》，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然而在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也似乎很少见到提及。

　　结语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姿三四郎”所展示的柔道，诞生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传统的柔术已经无法适应社会需求的时候，柔道家嘉纳治五郎对柔术进行改良和创新，糅合当时西方先进的体育运动规则，为柔道的新生奠定了基础。柔道在嘉纳和他的后继者们的努力下，从日本的传统武道发展成为今天日本的“国技”。1964年柔道在东京奥运会上被列为奥林匹克的比赛项目，正式走出日本国门，进入世界体育舞台。然而，如上所述，柔道的发展自始至终与“姿三四郎”这位传奇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荧屏上“姿三四郎”高超的柔道绝技，曾经令无数中国观众倾倒；荧屏下现实中的“姿三四郎”的原型人物西乡四郎与中国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得不说充满着传奇的色彩。在“辛亥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两个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曾有过“姿三四郎”的“参与”；在虚实之间穿行的柔道高手“姿三四郎”，与中国之间的不解之缘，实在耐人寻味。当然，其中一些事迹的细节，仍不甚明了，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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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根宝模式”坚韧独行

上港首夺中超冠军之夜，上海体育场变成了狂欢的海洋。面对镜头，28岁的武磊流下热泪，如此动情除了为自己和一起从崇明岛走出来的小伙伴们感泣外， 还因为对恩师徐根宝充满感激。

但在加冕之战终场哨音响起的时候，徐根宝却已悄然离场，随后他通过微信给武磊写下这样一段话，“从内心里为你们高兴，从小到大不就为了这一天吗？你们大家还能记得我认可我，已经足矣！更多的险峰等你去攀登，待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之时，全国人民在丛中笑”。年逾古稀的徐根宝从来不愿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热捧，但无人能否认上港封王与“根宝模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不过在徐根宝的内心深处，中国足球的崛起才是其梦想的终点，因此无论有多难，他都会坚守下去，等待更多的武磊、颜骏凌们撑起中国足球的一片天。

投身青训必须耐得住寂寞

本周早些时候，体育总局领导前往崇明岛根宝基地考察的消息从互联网传出。当中国足球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仍表现得死气沉沉的时候，上港打破恒大连续7年垄断首夺顶级职业联赛桂冠，确实给国内足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武磊、颜骏凌、蔡慧康、王燊超、吕文君等等从崇明岛走出来的足球少年，如今已成为中超冠军得主，他们也为这座来之不易的奖杯烙下了“根宝模式”的印记。

在资本横流的当今足坛，“抓青训、搭好金字塔”已成为足球圈人士的口头禅，但能够在青训工作岗位上沉下心来踏实干上十几年哪怕几十年的人屈指可数。徐根宝恰恰就是这屈指可数者当中最为特立独行也是最有耐性的一个。2000年，当徐根宝自掏800万在崇明岛推出根宝足球基地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老帅不过是想让晚年的生活丰富一些。但徐根宝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足球守望者，即便远离职业足球的喧嚣，他也怀揣梦想，丝毫不在意自己已逼近退休年龄。

上港夺冠之后，很多上海足坛名宿都提到了“631计划”，那是6年前上海东亚队冲超成功后，徐根宝对外宣布的球队奋斗目标。即第一年进前六，第二年进前三，第三年夺冠。但在上港俱乐部内部，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徐根宝的实际目标是“963”，也就是冲入中超第三个赛季跻身前3名。从结果来看，上港在第三年就获得了中超亚军，因此可以说超额完成任务。但对于徐根宝来说，上港想获得期待中的成功，还需要像当年他在崇明岛育苗那样，扛得起失败，耐得住寂寞。

“崇明岛那个地方，就算我不管孩子们，他们也没地方可去。”这是徐根宝当年和家长们的对话。武磊有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哭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是老师当年对自己和小伙伴们“狠一点，再狠一点”，或许他们距离冠军就还会差一点，再差一点。打进个人单赛季第27球后，武磊深情地望向主席台，他深知如此重要的场合，恩师不会缺席。

“如果还不行，我就再来十年”

当然，“根宝模式”成功的内因不能简单归结为对“抢逼围、接转传”、“十年磨一剑”理念的坚持，徐根宝深受弟子爱戴，除了其严格治军、带兵得法外，还因为他总是能够设身处地为球队利益和孩子们的未来着想。《上海根宝足球基地发展概况》将“运作经营”一栏标得清清楚楚，上面写道，“2005年和上海东亚集团合作成立上海东亚俱乐部，以职业俱乐部模式为基地获得收入；10年间通过转会的市场化运作将得到的收入（包括将U18梯队整体转让申花俱乐部）用于基地的发展”。看到这样的表述，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18年的经营，根宝基地已成为一座占地100亩、拥有3个半标准天然草坪球场、一个室内7人制人工球场、一家面积7000平方米含80间客房宾馆的足球训练基地。当然更不难理解先后已经有12名国脚从这里走出。

一位熟识徐根宝的朋友这样回忆，“你们只看得到根宝的严，却看不到根宝的苦，为了基地宾馆改造，他和人喝白酒，用北方朋友喜欢说的，就是把自己喝到断片儿……”几年前在基地，徐根宝对前去探访的北京青年报记者说，“如果现在的武磊还算不上巨星，那么我就再来十年，只要坚持，只要路是对的，就一定能结下好的果实！”

中国足球需要更多的徐根宝

值得注意的是，足坛内外对徐根宝的关注似乎总围绕着冠军。一位和老帅私交甚笃的上海记者的一句话令人深思，“如果不是上港这次夺冠，那么现在围着他的记者、专家会不会在平常的时候多到崇明岛走走，多向他虚心讨教讨教？多关注关注老爷子在这么多年青训历程中的艰辛？”

但徐根宝对于成败与冷暖早已看淡，热潮过后，一切都会归于平静。即便没有体育总局领导“再干十年”的鼓励，他也依然做好准备“再磨十年剑”。上港夺冠恰逢国足连续四度无缘世界杯决赛圈，而一个多月后，以武磊等为中坚力量的国足就将踏上亚洲杯的征程。但早早输在起跑线上的中国足球如果仅仅依靠类似武磊这样的个人英雄去追逐梦想明显力不从心。正如“根宝模式”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它仍显得势单力薄，中国足球需要更多的徐根宝以及更多的人才培养模式。

徐根宝昨天在上海寄语弟子们时这样写道，“实力到了，加上三静、三气，自然水到渠成。只有你奋斗、付出、失去，你才能成才，才能得到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得不到的”，这是老师给爱徒最真诚的鼓励。

(责编：李乃妍、杨磊)